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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磅!中国近61年来人口首次负增长!

作者:今日焦点 更新时间:2023-01-18 09:45 来源:21世纪经济报道

摘要: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,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。中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(即近61年来)首次出现负增长。背后是出生人口的快速下跌。2022年,我国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,较上一年减少106万人。

2022年,我国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。

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,2022年末全国人口(包括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,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)141175万人,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。

据统计,这也是中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(即近61年来)首次出现负增长。

“中国2022年出现人口负增长并不奇怪,但一年人口负增长达到85万人有点出乎意料。”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崔树义表示。

在人口负增长85万的背后,是出生人口的快速下跌。2022年,我国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,较上一年减少106万人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表示,这几年出生人口数量下降较快,有各方面的原因。其中的一个因素是生育高峰期的总人口数量在萎缩,目前90后处于人口生育高峰,这个群体的数量较80后有明显减少,而且90后的生育意愿也相对80有一定程度的下降。

“中国人口负增长是中国人口转折的标志性事件,我国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这个问题。”杨舸表示。


人口负增长背后的几个因素

从数据上看,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,人口出生率为6.77‰;死亡人口1041万人,人口死亡率为7.37‰;人口自然增长率为-0.60‰。

2021年,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,出生率为7.52‰;死亡人口1014万人,死亡率为7.18‰;自然增长率为0.34‰。

因此,2022年人口负增长85万人,背后有两大因素促成:死亡率的提升,最关键的因素则是出生人口明显减少。

“出生人口下降的关键因素是育龄妇女减少,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的减少,这是一个客观的数据。此外,也和初婚初育年龄提升有很大的关系,过去很多人结婚就想生育,现在很多人结婚之后都会选择再等一等。”崔树义表示,“当然这也和疫情相关,因为疫情的不确定性,对于婚育的影响、胎儿质量的影响等还不太确定。叠加上生育成本偏高等问题,导致我国出生人口这几年明显下降。”

此前,湖北省襄阳市民政局公布数据显示,2021年,襄阳市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5.23岁,女性为33.96岁。2016年,这个数据分别是男性29.41岁和女性27.27岁,5年里推迟了近5岁。

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龄推迟明显,生育年龄也必然明显推迟,由于可生育时间段的减少,婚后可以生育的孩子数量也将受到影响。这带来的明显后果是,最近数年出生人口呈现明显下跌,人口增长迅速放缓并最终进入负增长。

《中国统计年鉴(2022)》显示,2017年我国人口达到14亿,当年人口增长779万,2018年-2021年人口增长分别为530万、467万、204万和48万。2022年,我国总人口141175万人,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。

“除了生育高峰人数的减少,导致出生人口下降还有很多其他因素,包括宏观环境、人们对于收入的预期、女性如何平衡职业与生育等。”杨舸表示。

崔树义指出,考虑到疫情的影响逐步消退,未来数年人口出生数量逐年明显下降的局面有可能得到一定改善,尤其是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偏低。“此前我们估算了去年山东的总和生育率,在1.3-1.33之间,但不排除实际上更低的可能性。而山东的总和生育率一般是在全国水平之上的。”

另一个影响人口生育率的因素是城镇化率。2022年,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(城镇化率)为65.22%,比上年末提高0.50个百分点。

崔树义指出,城镇化水平越高,生育率越低,这是人们的共识。目前我国城镇化率超过65%,未来我国的城镇化率会继续提升,但是提升速度会相对放慢。因此,城镇化率对我国生育率的影响仍然存在,但不会太明显。

多地“大手笔”补贴生育

“人口负增长在预期之中,我国也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应对,比如一直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,因为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逐步消失,未来要保持经济增长,需要社会生产效率提升,科技进步来推动。”杨舸表示,“从养老方面来说,这两年也出台了多项政策。”

崔树义指出,人口负增长首先影响未来的劳动力供应,传统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,未来可能会完全消失。这导致过去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的情况发生改变,倒逼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。其次,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不断提升,养老服务需要进一步发展。

2022年,从人口的年龄构成看,16-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7556万人,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.0%;60岁及以上人口28004万人,占全国人口的19.8%,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978万人,占全国人口的14.9%。

除了国家层面,面对生育率快速下降,不少地方“大手笔”补贴生育。

2023年1月10日,广东省深圳市卫健委发布《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(征求意见稿)》,拟按照差异化递进式对市民发放育儿补贴,生育三胎最多可申请育儿补贴共计19000元。

同日发布的《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》提出,济南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、三孩家庭,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,直至孩子3周岁。

2022年10月,哈尔滨、长沙等地也提出要发放育儿补贴。比如,《哈尔滨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(征求意见稿)》提出,本市户籍且在本地工作生活的夫妻,按政策生育二孩及以上的家庭每孩每月发放育儿补贴金,直至子女3周岁。

湖南长沙市卫生健康委、市财政局印发《关于发放三孩育儿补贴有关事项的通知》,对合法生育、符合条件的三孩(及以上)家庭每孩将一次性补贴1万元。

然而,这些补贴是否有明显效果,目前难以判断。

崔树义表示,多地对于生育提供金钱补贴,这是一个直接刺激生育意愿的手段,但是一般的家庭不太会为每个月几百元补贴就会多生育孩子。此外,延长产假之类的政策,对于灵活就业的人士并没有太多的刺激作用。“考虑到生育率下降是整个环境所导致的,目前很难说哪一项政策会有明显的生育刺激作用。”

杨舸表示,地方“大手笔”补贴生育是在生育率下降的背景下进行的,但从国外发达国家的结果来看,生育率的提升并不容易,而且也不是政策一出台就有效果。可能要10年之后会产生一定的影响,长期看不说能够提升,但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稳住出生人口的数量。

“这还要区分不同的人群,生育补贴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,会有一定的效果,但对于中高收入群体,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。因此,促进生育的政策也只能边走边看,很难从全国层面上对此进行统一,只能是地方先试一试,尤其是一些对于人口增长比较重视,同时财政上有余力的地方,可以率先尝试。”杨舸表示。

杨舸指出,从全国来看,更多的政策是推动普惠托育的落地,中央财政也对此进行支持。因为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较高,育龄妇女如何更好分配自己的时间精力,对于生育意愿是一个较大的影响因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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